走上自主之路：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转换

马 波

1 问题凝练与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旅游研究价值观的变迁（本文的探讨不涉及港澳台地区的旅游研究），在整理历史素材时使用了旅游、旅游业、旅游教育、旅游学科和旅游学术共同体等基本概念。需要指出，本文区分了旅游和旅游业，认为旅游业只是现代旅游活动在供给侧面上的表现。旅游学术共同体是旅游研究者的集合，它依旅游实践而生，因旅游教育、旅游学科的兴起而逐步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形成相近或相同的观念、目标、行为和规范，从而推动旅游研究的结构化和科学化发展。

中国有组织的旅游研究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1978年，旅游专门教育萌生；1979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正式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1980年，原杭州大学创建全国第一个旅游经济本科专业。粗略来论，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以下简称为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发育，迄今已走过45个年头[1]。其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旅游学术共同体实现了惊人的规模增长，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跃迁[2]。可以肯定，这一系列显在的变化，隐含着同时也推动着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演变。站在中国和全球旅游正在发生巨变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对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转换过程加以简要的梳理和讨论，意义不言而喻。

价值论，或谓价值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领域。价值论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可以分开言说，但不能截然分割。对价值的解释，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道人性说，也有西方哲学中的主观主义说、客观主义说和理性主义说等。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价值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体关系说，价值被理解为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和被满足的意义关系，表达的是主客体关系的主体性内容，其基础是人的实践[3]。本文采用了这种主客体关系范式，认为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

针对旅游研究领域的价值论观察与分析，需要适当降低重心，找到最有效的抓手，否则会陷入凌空蹈虚。借鉴经济思想史分析经验[4]和创新的扩散理论[5]，本文认为，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演化，主要受到三大背景因素的影响：一是社会经济总体背景，二是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三是旅游业发展背景。前两者可以说是基本的社会背景，后者是直接的客体对象。对价值演化过程的观察，或者说价值演化的直接体现，则可凝练为旅游研究的问题、技术和传播3个侧面。问题面指研究者所关注的旅游问题的集合，是旅游现实的主观反映。技术面指研究者在分析问题时所采用的技术（广义上的方法）集合，包括所选取的特定视角、所使用的概念、所设定的假设系统等。传播面指旅游研究成果的评价、扩散和社会选择，意味着一个趋同（或分歧）的过程，涉及时间、渠道、社群等维度，涵盖有计划性的传播和自发性传播两层含义。当然，问题面、技术面和传播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任何“问题”的分析离不开“技术”，任何“技术”都依存于“问题”而呈现出来，“传播”的内容无外“问题”和“技术”两面，但又反作用于“问题”和“技术”的选择。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采用如图1所示的逻辑分析框架。

图1 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
Fig.1 The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2 两个演变的背景

2.1 社会背景的演变及其影响

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国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是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经济模式，进而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大进程中，中国快速融入世界，遵循“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市场活力逐步释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快速增长，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从而推动了旅游及其研究的繁荣进程。

文化传统、基本制度和对外开放政策3种交织的基本力量，参与了旅游研究的价值形塑，并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倾向。“旅游”在诞生之初就被深深打上了“经济”的烙印，由此，“旅游”与“旅游业”两个概念混淆纠缠，几近等同[5]，旅游研究始终带有浓郁的功利主义倾向，“有用便是真理”，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的观念深得人心。这一方面塑造了旅游研究尊重实践、推崇经验、朴实有为的总体风格，另一方面又难免把理论行动主义化和功利主义化，知识被归结为行动的工具，真理建立在可接受性上，原则和推理可能退居次席。

第二，重视政策性问题研究。鉴于在中国旅游发展历程中政府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加之受到“学以致用”文化传统的规训，政策性研究——少量指向政策的制定和优化，多数指向政策的解释和实施——长期是中国旅游研究的主流。此类研究成果总体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大多带有“运动式”特征，短期爆发式出现，缺乏长尾效应①。

第三，集体主义方法论倾向。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强调个体现象或过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逐渐抬头，但“强调群体现象或过程”的集体主义方法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因此，预设价值，自上而下，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直观思辨性的成果数量一直占比较高。这类研究旨在建构普适性的通则或规律性的定例，进而指导实际操作。

2.2 中国旅游的演进主线

把中国旅游45年的发展视为价值研究的客体，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演变有一条主线，即从入境旅游一元，到入境、国内旅游二元，再到入境、国内和出境旅游三元①。

在1990年前，中国旅游呈现入境旅游一元特征，意味着旅游具有涉外属性，被局限于国际贸易一隅，旅游活动相对游离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之外，创造外汇收入是旅游业最高使命，旅游业的分布是点线状的，旅游影响是局部的和有限的。

步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市场的快速兴起，中国旅游开启大众化和产业化进程，总体规模持续增长，空间分布日益广泛，外部影响与日俱增。人们对旅游性质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继续推崇旅游经济功能的同时，对旅游的文化本质及其社会、环境影响有了更多的关注；二是旅游经济逐步融入国民经济体系，旅游业的依赖性和综合带动性的分析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旅游系统经济观逐步成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快速增长，旅游发展进入入境、国内、出境旅游三元阶段。有研究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支出被严重低估了，“2003年我国国际旅游业已经沦为花汇产业，且逆差在50亿～100亿美元的水平。”[6]据历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国际旅游已经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到2019年，逆差一直在逐渐放大②。尽管由于出入境旅游收支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逆差说”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国际旅游收支关系的逆转势态是明确的，这意味着存续多年的旅游经济功能至上论的瓦解，旅游回归社会生活和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

3 旅游研究的3个面相转换

3.1 问题聚焦：从旅游资源到旅游市场再到生活质量

旅游学术共同体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同中国旅游从一元到三元的演进基本相对应。入境旅游一元时期，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自然成为旅游研究的焦点。一批地理学者，也包括部分地质学、历史学、文化学界的学者，因了“资源”的联结，顺理成章地转事旅游研究。待到国内旅游兴起，旅游产业和企业加速发展，旅游研究的焦点逐步转向旅游市场，因而一度形成所谓的“市场派”与“资源派”之争。聚焦旅游市场，突出旅游供需关系，尽管主旨依旧在经济一隅，但无形中提高了对人的重视程度。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旅游收支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旅游研究开始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伦理正义和文化交融等逐步同经济发展一并成为旅游研究的基本准则。

进一步说，学术界对现实旅游问题的认识和选择，实质上是对旅游本质的迫近过程，也是旅游研究边界扩展和结构化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旅游研究出现领域分化，以及分化之后的相互交叉和内在的知识创新。例如老一辈地理学家开辟的旅游地理学，起初突出的是物理性和整体性，更像地理学的附庸；二代的旅游地理学者多选择旅游空间关系（偏理论的）和旅游规划（偏应用的）研究，进而向旅游可持续发展（偏宏观的）和生态旅游（偏微观的）方向集中[7]。显然，后者更具有多学科交融和专门化、高度化发展的特征，由此，旅游地理学成为旅游学的重要藩镇，部分研究者完成了从地理学家向旅游学家的转身。与此同时，“空间”也成为其他旅游领域学者关注的议题，旅游空间生产研究呈现多学科理路并行的局面[8-9]。事实上，在旅游行为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等分支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演进情况。

3.2 技术拓展：从概念移植到理论引进再到本土化创新

旅游学术共同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过程，也是自己的“工具箱”逐步扩充的过程。在早期阶段，无论是旅游研究整体观的萌生还是某些分支领域的开拓，“工具”的丰富主要表现为从相关学科（以地理学和经济学为主）横向移植概念系统和假设系统。这种横向移植具有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思维特征，虽然难以保证内涵上的准确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必然体现着旅游实践的特定角度和推理形式。于是：1）旅游资源、旅游目的地、旅游需求、旅游经济、旅游业、旅游开发、旅游规划、旅游政策等核心术语得以建构，并形成以旅游者为主体、旅游资源为客体、旅游业为介体的旅游系统观，从而为旅游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奠定了基础；2）助推了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以“旅游××学”为名的课程和教材，促进了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等分支研究领域的成长，从而使旅游学术共同体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舞台；3）强化了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现象的认识，开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的先流，塑造了旅游学术共同体多学缘、偏宏观、重应用的基本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从西方系统地引进旅游理论与方法，渐次成为旅游学术共同体技术进步的主流，旅游研究进入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理论驯化阶段。主要表现在：1）源于西方的一系列学术概念被“拿来”并应用于中国情境研究，旅游凝视、地方依恋、环境容量、扎根理论、社区旅游、主观幸福感等相继成为热门研究话题，旅游理论体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2）旅游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得到强化，旅游行为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变得清晰而稳健；3）研究方法在总体上走向实证化和数量化，具体分析技术日益丰富多样，研究成果精细化；4）培养出一大批“旅游一代学者”（Tgeneration），他们已经成为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中坚力量。

引入西方旅游理论与方法的过程迄今仍在进行。起初，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主要诉求在于应用和验证西方理论，研究者优先考虑成果的海外发表，研究标准和规范呈现出单向度的国际化特征，知识生产色彩并不浓郁。但是，中国旅游现象毕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国际化的潮流中，旅游研究的本土化意识必然显现并被强调，逐渐形成了若干很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型式，如本真性理论、体验说、非惯常环境说、旅游吸引物权说、诗意栖居说、游历说等[10-12]。从近年来国内旅游学术著作出版和期刊论文情况看，旅游研究出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的趋势，而且对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哲学问题的关注程度大幅度提高，形上思辨的、诠释的和批判的方法有所兴起[13-17]，标志着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正在向知识系统生产的新阶段挺进。

3.3 传播转向：从行业指向到学科内部指向再到社会指向

与上述两个转变相关联，旅游研究的传播和扩散，早期直接指向旅游实践，无论是资源开发问题还是旅游规划问题，都源于现实并迅疾返回现实，接受实践的检验。至于旅行社、酒店、旅游交通运输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研究，更是强调“用户”导向，成果输出集束于对策建议。随着高等旅游教育规模的扩张和旅游学结构体系的不断丰富，旅游学术共同体逐步形成追求知识生产的自我意识和定位，在“科学”旗帜下构建起内部规范，主要表现为成果内容上的知识创新要求、方法上的实证标准和表达上的术语化、格式化趋向（被戏称为“洋八股”）。由此，旅游学术研究的规范性门槛越来越高，理论化和职业化色彩越来越强，成果的传播和扩散首先发生在学术“圈子”之内，甚至止于“圈子”之内，对政界和业界的影响似乎日渐式微。因故，尽管国家资助的旅游研究项目数量越来越多，旅游学者参与政府决策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无论学界内外，都出现了批评旅游研究内敛或内卷的声音，渲染了旅游理论与旅游实践二元对立的价值论。

有必要指出，几乎所有的科学门类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类似“象牙塔”现象的出现，只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张力更加受到社会关注。由于旅游学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由实践催生出来的，被人为贴上了“应用性”的标签，因而这种传播转向引起了激烈的反应。从长期看，任何学术共同体的发展都是社会化的产物，旅游学术共同体势必要建立面向产业、政府、学林和公众社会的复合传播体系，其中的机理值得深入探讨。

4 一个案例佐证

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变迁，必然直接体现在学术期刊的载文之中。反过来说，通过对学术期刊载文的统计分析，能够更加具体地观察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流变。

鉴于旅游期刊文献数量巨大，本文选定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学刊》作为观察对象。《旅游学刊》创刊于1986年，季刊，1992年改为双月刊，2006年改为月刊。笔者采用抽样方法（间隔5年选取一期，改为双月刊前选第3期，改为双月刊后选第5期，改为月刊后选第10期），对选定期次的每一篇论文进行问题指向与属性、研究方法两个维度的判定，并对参考文献和作者情况做简单统计，汇总形成表1。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发现。

表1 《旅游学刊》载文抽样统计
Tab.1 Sampling statistic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ourism Tribune

1）在1986年前后，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个人经验色彩，关注的焦点既指向旅游实践活动，也包含从整体上把握旅游客体基本特征的自觉。

2）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策性研究依旧是旅游研究的主流，与之相应，作者大都来自政府部门和旅游业界，价值预设，立场先行，先验或经验色彩十分浓郁。之后，尽管院校作者占比明显上升，旅游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但对策性、经验性的总体特征并未改变[18]，且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

3）在2006年前后出现了从对策性研究为主转向知识探索为主的转变，实证方法逐步取代了个人经验性方法，科学性和理论性明显加强，作者大多来自旅游院校，政府和旅游业界的作者数量大幅下降。

4）近15年来，研究领域快速延展和深入，总体上呈现专业化、理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发展势态。定量分析技术日益受到青睐。参考文献数量的持续增长，表明知识因循路径的形成和强化，而外文文献占比的不断提升，既是以引进为主要知识源泉的表征，也是研究国际化的反映。同时，旅游学术共同体的进入门槛显性化，几乎再无政界和业界人士参与其中（2021年第10期的作者群中仅有1人，且排在4位共同作者的末位）。

5）36年间，单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986年为1 人，2021年超过3人，说明在从经验性研究向科学性研究进步的过程中，旅游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技术”面的改进和创新，“有机小团体”正在成为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单元。

对《旅游学刊》载文的抽样统计与分析，尽管只是一个粗略的个案，但从中透露出的信息，同上述总体性梳理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可以视为佐证，为进一步分析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转换提供较为牢固的事实基础。

5 价值的分化、冲突与弥合

5.1 自主性浮现——价值分化的根源

布迪厄（Bourdiew）指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地位最初来自社会的赋予，特定学术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社会的默许与承认，但“每一种专业的学术规范（discipline）的发展，就是以某一具有社会权威性的学术需求来取代某一具有学术权威（或文化权威）的社会需求。”[19]在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发展普遍从关注“社会需求”和满足“社会价值”之处起步，由此开启知识生产的过程。殆至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积累起较高的社会声望后，就会按照“纯”知识的逻辑展开自身，出现“自主化”倾向，社会合法性（legitimacy of society）逐步隐退，知识合法性（legitimacy of knowledge）逐渐受到推崇[20]。

回顾过往，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学科想象，无疑更是在“知识的社会性逻辑”和“知识的自主性逻辑”之间的张力下展开的。旅游学术共同体的由小到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策的推动和产业的拉动。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大背景之中，无论是旅游研究机构还是旅游院校，都把服务旅游实践挺在前端。早期的旅游研究和旅游教育，明显带有救急和急就色彩，议题来源于旅游实践，成果也要直接指向实践，难免主体性不强、方法论模糊、科学性有限，价值载入（value-loaded）的对策研究占据主流。因故，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旅行社、旅游酒店和旅游交通被视为旅游研究的三大领域，诸多名为“旅游学概论”的本科教材实为“旅游业概论”，旅游形态规划成为学术界服务现实的主要形式。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旅游现象及其认知的复杂性渐次呈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只有提高旅游学自身的解释力，才能提升服务实践的能力。同时，高等旅游教育的规模化和高度化，使得旅游理论研究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种自觉，促使旅游学科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不得不提，如果说1982年南开大学设立旅游学系，表达了“旅游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学科”的先知先觉，那么1999年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的问世，2006年前后《旅游学刊》载文转向的出现，以及2008年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的出版，标志着旅游学自主性的一路觉醒。2016年以来旅游院校广泛参与的、旨在推动旅游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的努力，则表明追求旅游理论的系统化和旅游学科的结构化，已成为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之一。

毋庸讳言，旅游活动具有生活化、大众化和商业化的特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总体环境中，旅游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社会实用趋向——或可称之为“获得性遗传”，是有其必然性的。因而可以说，旅游学科自主性的浮现，本身就是价值分化的表现，也必然引起更广、更深的价值分化和冲突。学科自主意味着一套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学科内部规范制度的形成，势必导致区隔和壁垒。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开始相对独立，研究成果同公众和业界的认知水平产生距离；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内部出现分化，部分研究者面临“脱域”或边缘化的威胁。于是，在各种语境中出现了对旅游理论研究价值的质疑和批评，包括“看不懂”“八股文”“脱离主战场”“食洋不化”等，进而引起了“旅游学应该做什么”“旅游学是什么”的讨论，究其根本，则在于“为旅游而旅游学”还是“为旅游学而旅游学”的价值分歧。

“社会的逻辑”同“知识的逻辑”固然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但并无本质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把理论与实践做简单的二元对立，理论的源头在于实践，系统抽象的理论高于实践同时又服务于实践，无论如何，理论总归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诚如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了”。对于成长中的旅游学科而言，强调科学逻辑，突出理论指向，加快知识生产，向正规化和制度化迈进，实属正途，善莫大焉。事实上，旅游学界已经产出了一批杰出的成果，比如王宁把旅游放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予以解释，指出旅游是对现代性生存条件的“好恶交织”的反映和体现，揭示了现代旅游活动“司空见惯”的、却又不甚明了的结构性矛盾，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旅游现象的理解[21]。又如谢彦君等运用具身体验理论研究工业旅游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障碍移除、场景组织唤起游客的移情参与等具有穿透力和普适性的对策[22]。再如保继刚等建构了“旅游吸引物权”学术概念[23]，并将其落地运用，从而为全球旅游减贫提供了宝贵的“阿者科计划”[24]。正是出于对旅游学科自主性的重视，保继刚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为权利讲述真理还是对权利讲述真理”的重大原则问题[25]，并一直倡导理论-实践循环往复的研究观[26]。

5.2 内卷化和唯智主义偏见——价值冲突的深化

一般认为，相比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是有机的复杂现象（phenomena of organized complexity）。社会科学通常采用分析的实在主义（analytical realism）方法，用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来“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世界，具有建构性特征。为了追求信度和效度，所有社会科学门类的进步，都以提高学科自主性为必然路径。但是，学科自主的目的并不停留于学术共同体本身，而是在于突破旧有知识格局，更加深刻地描述、解释现象和解决相应的现实问题。因而，对学科自主化进程中的姿态和走向，始终需要予以及时的反思和批评。只有如此，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实现。

观察近十多年来国内旅游研究的总体状况，可以看出，旅游学术共同体呈现出职业化乃至资本化转向，内卷化（involution）①现象日形严重，主要体现如下。

1）学者的书斋化和研究问题的碎片化——部分研究者疏离社会现实和旅游实践，形成了一套“室内工作法”，选题多来自文献而非来自实践，立论多基于概念性推绎而非事实性观察，主观想象色彩浓郁，研究对象越来越细碎，成果的书斋味浓重，与现实的关系渐行渐远。

2）理论上的拿来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工具主义——热衷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却忽视其系统发育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造成概念上的泛化、异化以及理论上的曲解与误用，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炫技倾向，甚至呈现出数学和统计学的迷思。

3）传播效应向内收敛和学术批评寥若晨星——学术成果的交流和评价正在成为“小圈子”的事情，“引用”代替了应用，成果数量的增长同社会张力的扩大不成正比，正常的学术批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却越来越难能一见，即便对重大学术成果的评荐也显得较为乏力，学术共同体的有机性和发展活力显然受到了影响。

学术内卷化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是转型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单凭自身是难以避免的。那些学术传统深厚的学科，内卷化会受到主流价值观的自觉抵御和平衡，但是对于学术传统较为单薄的新学科而言，内卷化则极易导致布迪厄所说的唯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和学究谬误（scholastic fallacy）——前者指忽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的关系，忽视实践逻辑的存在，把世界视为旁观场景和一套有待解释的象征符号，而非需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后者则是直接以理论逻辑替代或否定实践逻辑——进而加剧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唯理论主义与唯方法论主义等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27]。

毋庸讳言，近年来国内的旅游学术共同体，在主体性不断增强、力图摆脱“实践问题之学”的同时，也出现了“学科术化”的倾向，唯智主义偏见逐渐累积，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隔日益明显，也使得旅游学术共同体出现了“学术凸显，思想隐退”的苗头。对于旅游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以及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已引发一些讨论[28-29]。针对旅游研究的数学化现象，固然不能持一面之词，但有必要重温哈耶克的警示：“经济学家中有着唯科学主义头脑的大多数人，对很可能是造成广泛失业的真正原因漠不关心，因为它的作用无法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可计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加以证实，他们几乎把全副注意力都用在可以计算的表面现象上，由此产生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30]

5.3 批判旅游学建设——价值弥合之路

旅游学术的繁荣并不能用术语的创新和理论的繁复来衡量，而是表现为运用抽象能力来揭示旅游现象的深层结构以及使之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面对在自主性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价值分化和冲突，旅游学术共同体需要自我反思，寻求价值弥合之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Burawoy）按照听众类型（学术界内与学术界外）和知识类型（工具性知识与反思性知识）两个维度，把社会学划分为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4类[31]。借鉴这个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社会学的应用经验[32-34]，或许可以把一个“有生命力的旅游学”（living tourism）视为4种基本形态的有机组合（表2）。

表2 旅游学研究的4种基本形态
Tab.2 Four basic types of living tourism study

其中，专业旅游学指面向学界内部的工具性知识生产，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性质。它因袭既有的科学知识体系和路径，遵循严格的科学规范，以实证为主要方法，以学术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为主要形式，目的在于为旅游学提供足够丰富的知识性砖瓦，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

政策旅游学或可同时视之为政策科学的一个领域，指应用既有的旅游工具性知识为政府或业界提供委托研究，围绕旅游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而展开，以咨询报告、智库成果和规划方案等为主要形式。与专业旅游学研究不同，政策旅游学研究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旨在按照既定的价值判断来解决现实问题，必须深入现实之中，又受到现实的限制。这类研究具有多学科知识综合特性，在时间、体系和过程上呈现系统性特征，不可以也无法在书斋里完成。但是，政策旅游学毕竟是一门有着基本的实践方向的科学，在强调政策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讲求其科学的方法论。可以说，专业旅游学的高度决定着政策旅游学的高度，同时，政策旅游学研究不仅能够为专业旅游学研究提供鲜活的“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归纳法为其输入新的理论模式。当然，作为前提，政策旅游学研究者应当秉持“对权利讲述真理”而非“为权利讲述真理”的基本原则。

批判旅游学是在专业旅游学和批判理论的良性互动中孕育出来的，是面向学界内部的，基于不断反思专业旅游学的前提预设和价值立场而形成的批判性知识生产。如果说专业旅游学推崇价值中立和科学实证主义，旨在生产“经院学术”的话，那么批判旅游学则直面规范性，强调“价值重塑”，以历史的、整体的、联系的哲学思辨方式超越实证主义藩篱，致力于对旅游现象之深层背景的考察，力图建立以人类完美为目标的旅游学研究思路。可见，批判旅游学研究既能纠偏校正旅游学术传统，又能够开启新视野，提供新眼光，推动旅游研究范式的革命和学术思想的创新。鉴于旅游学发育并不充分的现状，或许可以套用布迪厄的话语[27]来表达一种观点：实际上，对于整个旅游学的学术传统，我们必须不停地追问、质询，冷静而有条理地进行怀疑……我们必须既灌输已被检验过的现实建构工具（问题框架、概念、技术、方法），又得培养一种出类拔萃的批判性情，培养无畏地质询这些工具的倾向。这种批判，是建构一个真正科学的对象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大众旅游时代，不仅旅游者群体范围逐步逼近公众群体范围，而且旅游生产活动日渐向基层社区下沉和蔓延（如乡村旅游），旅游的社会影响在快速放大和扩张，一个镶嵌在社会背景之中的旅游社会已事实上形成，并构成旅游学的新舞台。公共旅游学以维系和发展旅游社会为基本目标，它面向公众甚至要回到公众之中，站在社会系统的立场上，应用专业旅游学知识，开展旅游社会现象批判，推动旅游社会的健康成长。公共旅游学包括方法论和行动论两个方面的意涵：前者指旅游学家利用自己掌握的结构性知识，以旅游科普成果和大众旅游评论为主要形式，介入重大社会旅游议题的讨论，旨在启发和动员群众；后者指旅游学家亲身实践，作为一种知识力量参与旅游社区/社会的发展改造过程，保继刚推动的“阿者科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

再次强调，上述划分的4种形态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其中，专业旅游学是一切旅游学的基础，专业旅游学实现强盛需要其他旅游学的支撑。这个框架能够帮助旅游研究者更加清楚地思考自己的取向和定位，有助于阐释旅游学的结构-功能关系，反映旅游学科的知识生态特征，并为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弥合提供指引。

首先，要提倡一种解释和诠释并重、整体性和关系性兼具的旅游学，没有诠释主义的旅游学是盲目的，没有解释主义的旅游学是空洞的。

其次，观照中国旅游研究的现实，走向科层制的专业旅游学研究与坚持价值先行的政策旅游学研究互相脱节，面向公众的旅游科普与事件评论尚且乏力，相比之下，旅游学体系中反思性知识的匮乏最为显著，批判旅游学的发育相当薄弱，说明旅游学科生态缺乏足够的涵养和支持。

再次，鉴于批判旅游学在旅游学术生态链中占据着顶端位置，推动旅游哲学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只有将“学科性学术”重新问题化，持续追问旅游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不断讨论学术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超越“客观性的陷阱”和唯智主义偏见，让旅游学科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康庄大道。

最后，批判旅游学的发育始终指向学术场域，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这意味着对一批旅游学家的期待——他们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哲学视野，既有公共关怀又有批判精神，当然，他们的任务不是要去破坏旅游学的认识论基础，而是努力巩固它。

6 余论：再次回到现实

抱持美好的学科期待和想象，再次返身与现实碰撞，还需表达以下延伸之意。

第一，尽管只有40余年的发育史，但中国的旅游研究已经从早期的简单综合阶段转入了分支发展阶段，科学实证取代了朴素思辨成为主流方法，学科自主性得到加强，并开始显现理论系统集成的苗头。科学史的一般规律告诉人们，任何一门学科的自立自主，都需要积累足够丰裕的专业基质，通常都会经历较长的孤立发展阶段。旅游研究的科层化、碎片化、“西化”乃至形形色色的“术化”，自有其外部的原因和内在的逻辑，本文强调返回到旅游学科最基本的提问方式和基础命题中来，与其说是意在促进旅游研究走出“十字街头”，不如说是为抗衡旅游研究的内卷化提供一种价值的力量。

第二，尽管旅游学科的自主化之路注定是长期的，但是数字旅游时代的降临，新冠疫情延宕对旅游业的严重冲击，以及高质量发展对旅游文明的呼唤，都在要求也会加快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升级进程。因此，即便立足当下，旅游学术共同体也应当把增强反思意识和批判能力视为与时俱进的重要行动。

第三，尽管旅游学科已经迈上了自主之路，但是探究旅游学科本身之源起与义理的旅游哲学尚处在探索阶段。旅游哲学有着不同于旅游科学的路径[35]，目前尚需进一步明确其何是、何从、何为等基本问题。更需指出的是，开展学术批评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利器，然而当下的旅游学术批评活力甚至不可与早期发展阶段相提并论，说明旅游学术界的学术自觉和文化生态亟须改变。

第四，尽管旅游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各有侧重，但是旅游理论总归要接受社会的选择。通常认为，理论的社会传播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理论显含或隐含的政策主张同社会受众的利益与价值取向之间的一致程度；另一是理论分析工具与表达方式同社会受众的知识素质之间的接近程度。以此来论，真正的旅游学家不能只是沉浸于纯粹的观念世界之中，有生命力的旅游学必定是一种重返经验世界的科学。与此同时，提高旅游从业者和社会公众的专业素质，打通科学与技术的边界，形成有效的知识市场，无疑也是旅游学术和旅游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意味着今天的旅游教育，尤其是高等旅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旅游学术生态。因此，高等旅游教育应当注重发挥长期的社会效应，不能沦为旅游产业的附庸，绝不能矮化为旅游职业教育。当然，对旅游教育的思考超出了本文的边界，有待另文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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