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墓葬与礼俗丧葬观的差异及其成因

20世纪中叶以来，浙江及周边地区大量两宋尤其是南宋墓葬被清理。 然而，对宋墓的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读墓——南宋墓葬与礼仪》是一部系统介绍考古学家发掘的南宋墓葬的学术专着。 本报已授权发表文章《论“江南大族墓葬”》。 本文从风水学、朱熹与吕祖迁丧葬观的差异出发，对“江南无民族墓”这一古说进行分析，揭示江南与中原民族墓地的差异及成因。

“江南无宗族墓”是宋代的俗话。 《高峰文集》卷十一廖纲《廖夫人墓志铭》载：“闽中无宗族墓葬”； 朱熹声称“江南的坟墓，不像古人的宗族葬”。 因此，坟墓祭祀要按习俗； 陆游《放翁家训》：“南方无氏族坟墓，各代皆葬。若葬必有庵，怎可几代后给之？吾墓应如对待。”祖宗的庵堂，每年给你一点米，你每天给他们酒菜和一点钱，这是长久之计。” 明初宋濂《宋儒文集》卷三十《赵氏墓地铭记》云：“江南，严吾堪舆氏，谓其土土，水很浅，没有家人可以埋葬他们。”

前面说过，既然江南有一定数量的散户墓地，为什么古人会说“江南无家族墓”呢？

江南山川众多，让侃宇一家很困惑。 墓地呈现出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按照《周礼》或者中原民族的丧葬方式的标准来看待江南，确实可以认为江南“无民族葬”。 兴发墓园追求独立的怀抱场所，与宗族墓葬相冲突。 清四库官员为东晋郭璞《墓志》撰写的总结中，“不知墓地之说从何而来”。 《周观》中，墓人和墓官的职位均称为“族葬”。 以上就是没有选择埋葬地点的明确证据。”堪舆术派被视为家庭丧葬的反对因素，这是正确的。

1.利用风水

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江南无宗族墓葬”。 准确地说，江南很少有人追求多代合葬，也没有按照中原模式建造的家族墓地。

宁波鄞县史弥远家族是一个望族。 石浩、史弥远、石嵩之为“一家三相”。 史弥远、史嵩之是宋宁宗、理宗时期的权相。 盛世之时，石家固然有实力践行集家安葬故里之意，但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

湖南省鄞县东前县宋代圣旨墓石刻

以十米园分店为例。 石昭——石世忠——石浩——石密远——石宅之——石耀庆世系：石昭墓在鄞县东钱湖镇鹿野澳村，石石忠墓在横街村吉祥安乐山五竹坪，石浩墓在象峰乡吉祥安乐山矿坑，石弥远墓在大慈山北麓，石寨墓址待定，石耀庆墓在“夏家岙由来” “东湖大慈山秀峰”。 墓葬相互独立，相隔遥远，互不隶属。

宁波东前南宋施氏墓石刻

以石松支部为例。 石昭——石穆——石坚——石弥忠——石松之、石延之——石节庆谱系：石穆葬于鄞县石忠寺； 石坚葬于凤凰山南麓上水村，即今东前湖南宋代石刻公园。 地点：石迷忠墓在五乡镇包庄望坟山； 石嵩墓在慈溪县石台乡，即今余姚大阴车光山。 2011年经抢救考古发掘，距离其祖父石坚墓约30公里。 ; 石岩葬于“绍兴府余姚县龙泉乡”，即今慈溪市横河镇梅湖水库； 石嵩长子杰庆于元二十二年（1285年）葬于“慈溪县金川乡东麓原”。墓葬各独立，要么在清远府鄞县，要么在慈溪县。 ，或在绍兴地区余姚县。

朱熹作为他这一代的儒家，从来没有选择家庭丧葬。

朱熹的祖父朱森葬于福建省政和县莲花峰下。 祖母程氏，葬于政和县铁炉岭。 朱熹的父亲朱松，先葬于崇安县五富里（今武夷山市），后葬于崇安县上梅里。 吉里山，朱熹生母朱氏的坟墓，在简阳天湖的阳光下； 朱熹夫妇墓在简阳唐室大松谷； 朱熹长子朱恕葬于建阳查龙； 正在建设中的二儿子朱野墓位于杨左区村； 三子朱载墓在建阳永安寺后。 朱熹长孙朱俭墓在简阳沁溪河畔； 其曾孙朱俊墓在简阳邓贤里溪中。 更何况，朱熹的祖父母和父母并不是夫妻合葬的。

简阳朱熹墓

墓地之所以分散，是因为“风水”。 朱熹迷信风水，他的坟墓是由术士蔡元鼎占卜的，这一点广为人知。 朱熹的妻子刘氏于淳熙三年（1176年）十一月去世，次年四月葬于简阳唐市。 中间有半年的差距。 由于崇安墓地并不理想，朱熹“甚至请魔术师告知其他地方”。 之后，吕祖谦和张实都写信劝他不要相信阴阳风水。

江南没有宗族墓葬。 一方面，江南的自然条件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 元代奉化学者戴标元以其祖坟为例说：“江南山水厚重，难用中原昭穆为窟”。 ……洞多者，只能用砖棺隔开。” 另一方面，南方则不同。 中原的堪舆术术传统，受形势派风水教条的限制，多依赖于风水。 正如宋濂所说，“江南凡坚守堪舆家族……无人有家族墓葬”。

房大聪批评朱熹是风水大师：“但朱文公最喜欢风水。韦斋（朱松）与朱氏分葬。文公也用唐石陪葬。弟子们举着风水。”丝带好几天了，水心（叶氏）笑了，说他们大多有风水。” 朱熹指责“永嘉派”等异己流派夸大其词，叶适则嘲讽朱熹迷信风水：“郑二人（郑伯雄、伯英）喜阴阳家，我总责怪朱熹”。苏湛先生居洋县，葬于嵩山，如何能满足四方山水的要求？最近，朱公惠听蔡继同（蔡元鼎饰）预言隐洞，这是一个通病”。

父子祖孙多有好风水，各自在好地方寻找吉祥洞窟。 这也是江南很少有家庭寻求合葬的主要原因。 偶尔出现的家族墓葬只是松散的群葬，与中原有序的家族墓地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南确实不存在宗族墓葬，即不存在中原模式的宗族墓葬。

住宅和墓地是传统家庭重视的两个仪式空间。 叶适嘲笑朱熹偏袒阴阳家族，导致墓地分散，给子孙好友带来不便。 南宋初期著名宰相赵鼎墓在衢州常山县。 他的《家训录》第十三条规定“田产不可分割，即一家世世代代共同生活，贵重物品离坟墓不远”。 这是为了警示后人。 最好聚集在坟墓附近，方便祭祀坟墓，并聚集族人。

如果住所与墓地的距离比较近，宋代人往往愿意在墓志铭中强调这一点。 徐邦先墓位于武义县西郊虎山麓。 据出土记载，他的墓地“距农舍仅半里”。 “更庐”是徐邦先生前在武义县的居所——树台山。 树台山斜对面是虎山山麓。 匡智称“只有半英里”，数据基本准确。 “半英里”应该是一个很近的心理距离。 其子徐伟礼却葬于城东。 这可能是因为徐伟丽选择了自己的风水。

徐伟礼夫妇合葬墓

丽水出土了李贺为死而写的妻子蒋氏《宽志》，文中写道：“夫妻情深，葬远，所居之地吉西。”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很舒服。” 因此，朱贵的葬礼就在嘉定甲卯、甲寅十一月举行。 到了嘉定的壬午乙酉和四月乙酉指向秦图衍的时候，也遵循了阴阳家族的说法。方便后人守墓、祭祀和日常生活，但生活和家庭聚会的利益不能与阴阳家族所主张的利益相冲突，坎舆风水的理念对大多数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追求好的风水朱熹墓游玩攻略，人们宁愿葬在离住所较远的地方，显然，朱熹从未考虑过将墓地作为宗族聚集的中心点。

朱子对风水的迷惑，给后来儒家所宣扬的价值观带来了麻烦。 据明代温州永嘉人向乔游九鲤湖武夷山记记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向乔游历朱熹故居。年于简阳考亭。 当他得知朱熹的子孙昌盛时，他认为“皆以一人之大德而尊，皆为公所所有”。 是天下后世文人的伟大创造，所以说是恰当的，也可以说是贡山选地。 现在看故居，虎高于龙，主人低于案，这并非必然； 或者说，他埋葬了魏斋、朱等人。我不敢相信，他选择埋葬的这三个地方是如此的不凡，竟然是这样。 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 项乔为朱子辩护，说他的子孙之所以昌盛，不是因为风水，而是因为道德的功德； 然而朱子却迷信风水，其事迹却是可圈可点。 后来，嘉靖十八年向乔安葬母亲娄氏时，“议风水者曰，有损坟墓及墓女，墓女惊惧”。 作为一位伟大的儒家，赵氏和他的亲戚们住在百里之外，不断迁徙。 子以为成、朱二人，还不够吗？”项乔答道：“赵氏及其亲戚，住在百里之外，不断迁徙。 谓之朱子纯孝。 害怕身处不好的地方是可以的。 如果因此而求庇护，则未必是圣贤、大义、开悟的初衷。 人活着，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死了，也住在同一个洞里。 这一点自中世纪以来就没有改变过。 。 为了让两个亲人活下去，怎能甘心相隔百里，而不执着长夜之恨。 它们之所以反复迁徙，就是为了寻求阴凉。 呜呼！ 求之者强，为何？ 后世子孙只是五经世袭大夫。 怎能将孔子合葬于方，加四尺印，无心应请，子孙后代世世代代衍圣公至今！”终于承认迷信风水了朱子关心的是，一失。

二、朱熹与吕祖谦丧葬观比较

朱熹、吕祖谦是干淳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他们是战友，分别写了《家礼》和《家扇》。 他们各自都有一套相对系统的丧葬礼仪安排，但他们关于丧葬的具体言行却截然不同，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家礼》是一本指导普通士族家庭的祖礼、冠冕、婚礼、丧事（葬）、祭祀仪式的实用书籍。 到了后世，它成为家庭伦理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 《家礼》卷四“丧礼”是朱熹构思最早、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部分。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制作，即丧葬所需的服装、器物的材质、规格和制作工艺，如缻、绖、杖、深衣等； 二是过程，从死亡开始到衣服完成，哀悼到最后脱衣，有始有终，衣服完成前的大小聚会，衣服完成后的下葬，防哭、丧祭、临终哭声、侄子、孝祥、大祥、桂等方面的礼节、服饰、器物准备； 三是服务纪律，即服务制度，以死者与送葬者的关系为基础。 亲属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相应的丧期和礼仪。 纪律是葬礼中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部分。 葬礼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是婚礼和加冕仪式无法比拟的。 然而，葬礼中最复杂的程序和仪式并没有反映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的物质遗骸中。 《朱熹家礼·丧礼》强调技术性、程序性的原则和内容，特别是要求坟墓不能触土到皮肤。 然而，对于与思想观念关系更为密切的合葬、家庭葬、祭奠仪式，却只字不提。 这应该与“嘉礼”用来指导士人日常生活的性质以及朱熹的哲学有关。

相对而言，吕祖谦《家风·葬礼》的入口设计更为简洁，突出了“安葬”的常识。 《丧事》第一条是“斋斋”：“办丧事，筹办丧事，择宅。” 地面上有好几个地方。 执事挖了牌子的四个角，土就在外面。 挖在中间，土在南方。”开门见山，强调了人死入土的紧迫性。与吕祖迁的《家范》相比，朱熹的《家礼》稍微复杂一些。当然，《嘉历》比司马光的《水义》更简洁。

吕祖谦的《家礼·丧礼》与朱熹的《家礼·丧礼》均以司马光的《术义》和儒家经典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但细节上略有不同。 它们涵盖的共同主题没有太大的文本差异。 毕竟他们的经典基础是大致相同的。 它们仅在内容的侧重点和程序的系统性方面有所不同。

武义明照山吕祖谦家族墓地

《家礼》和《家范》的具体文字看似相似，但在具体的丧葬行为上，朱、陆却有很大不同。 吕祖谦在武义明照山为他的父母陆大齐、曾氏和他的前三位妻子举办了葬礼。 他们都以“安葬”为首要任务，并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安葬。 据考古勘探，吕祖迁、前韩氏、后韩氏墓葬位于明照山大坑的一座小山上。 情况一点也不好，墓葬也很简陋。 朱熹说：“地理上说：‘程先生也选择了草木茂盛的地方，所以他不是没有选择的。而伯公（吕祖谦）却是胡乱埋在地上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道理，并没有错。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故意忽略它，尤其不。’”吕祖谦对葬礼不重视，“只是随意地埋在地上”。 朱熹对此深表不以为然。

明照山出土《吕浩文旷志》

另一方面，朱熹对风水选址和封陵的重视远比吕祖谦要重视。 淳熙三年（1176年）十一月，朱熹费尽心思为已故的刘氏寻找墓地，引起了吕祖谦的批评。 至于朱熹的生父朱嵩，其生母朱氏墓地“距始祖（朱嵩）白水赵东北百里”。 朱熹为长子朱恕操办丧事，从“初末”到下葬有近两年的间隙。 一切都与吕祖谦不同。

朱、卢在丧葬观念上最大的差异还不仅限于此。 开熙三年（1207年），进士、兴化军莆田人方大聪说：

陆家来自南方。 他们的子孙虽散居四方，但大多葬于吴国名昭山。 因此，以成功为墓志铭，陪葬的人都会乐此不疲。 太多了。 但朱文公最喜欢风水。 魏斋（朱松）与朱氏均分葬。 文公也用唐石埋葬了自己。 弟子们捧着丝带好几天，水心（叶石）嘲笑他，说他风水多了。 前人的差别就是这样。

明代阮元升编《宋东莱卢成功录》所附《明照山墓图》书及照片

吕祖谦出生于北宋时期的富裕家庭东莱吕氏。 中原士大夫家族有修建家族墓地的传统，如安阳韩齐、洛阳富弼、蓝田陆氏墓地等。 北宋天熙年间，吕祖迁第七代祖吕夷简在郑州新郑神松里设立家族墓地，将先祖吕贵祥、父亲吕孟衡的灵柩移入其中。 庆历四年（1044年），吕夷简去世，葬于此。 此后，诸子孙如卢公主、卢希哲等，均成为侄子。 宋朝南征前夕，深松里已埋葬了八代人的墓地。 就连吕浩文和吕祖谦的祖父吕国忠的命窟也都安排好了。 南渡后，卢氏后裔散居各地，但不分氏族。 南宋初年至元代，五代家族成员（包括少数第六代成员）全部合葬于明照山，形成江南地区罕见的家族墓地。 。

河南安阳韩七家族墓地

可能和中原大家族的传统有关。 方大聪敏锐地发现朱熹墓游玩攻略，“封为公爵者，为墓志铭，遇葬者喜言”。 查吕祖谦所著的《东莱吕太史集》和吕祖谦所著的《金华士院陈母墓志铭》。 开篇宣扬“燕中父子有序，昭燕中昭穆有阶级，奇恶异事”的论说，“不出其时”，对“人生大纪事”有重要意义。死”，但正文并没有太多篇幅来记录纸竹的生平事迹； 又如《金华游杰陈母墓志铭》，吕祖谦称游杰为“祖坟在城边，秋关无门可炫，故地为田”。位于城市的东部。” 卢氏家族不仅鼓励其他人合葬、归葬于家族，而且还实行家族葬于明昭山，即所谓的“家族昭母”。

事实上，吕祖谦的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当时的人说：“吕伯公办丧事，一切如礼，除日夜参拜外，一切都不烧纸钱，足可见他的自信。”

相反，朱熹多有风水，导致墓葬分散。 方大聪说“与前人的差别就是这样”，可见两人的行为举止有很大不同。 由于自然环境、人文传统、风水理念的差异，中原和江南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 吕祖谦代表的是中原传统，而朱熹则更具有传统的江南背景。

中原和江南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郑家礼的《读坟墓》

（本文收录于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读墓——南宋墓葬与礼仪》，题名由编者提出，作者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